中关村软件园：企业唱主角

　　而1990年代印度把离岸的服务外包变为一个“国家品牌”和产业机遇，则很大程度是电脑“千年虫”问题的副产品。

　　印度在1970年代曾实行严厉的外汇管制，GE、IBM等美国企业都因此退出了印度。为填补跨国公司留下的空白，印度自己的计算机软件产业开始发展起来。1990年代，美国面临“千年虫”问题，需要把每台计算机软件中所有3个0在一起的时钟都打上补丁。工作量如此浩大，以至于美国本土的工程师远不够用，在美国企业界广有人脉的印度工程师把祖国的技术人员引入解决千年虫问题。1990年到2000年，数以万计的印度工程师被派往美国“捉虫”。

　　随着千年虫问题的解决，一大批有在线交付支持经验的印度程序员也被培养出来。他们回国后，美国人意识到这批人才是一笔资源，就把一些原来在美国本土外包给EDS、HP、埃森哲和IBM的工作外包到印度，同时这4大外包企业也把自己的项目转移到印度。同样的故事在欧洲和日本也同样上演。1990年代后期，由IT服务外包引申出了非IT业务也借助于IT实现转移，比如财务票据、人力资源的后台处理转移，以及现在比较流行的金融后台业务和医疗转移等。Infosys、TCS、Wipro和萨蒂扬（Satyam）等未来的印度四大服务外包巨人便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

　　今天，全球服务外包规模接近1万亿美元，其中的6％是离岸外包，而印度一国便拿到这6％的一半，也就是320亿美元。中国拿到的规模约30亿美元，正好相当于10年前的印度市场规模。印度还在以每年超过30％的稳定速度增长，中国作为新兴的离岸服务外包目的地，每年以50％的速度增长。

　　历史机遇的充要条件

　　人才是外包服务行业最重要的资源，人数的差距是企业之间业绩和竞争力比较的最直观指标。TCS今年发展到11万人，而国内最大的服务外包企业目前专事外包业务的人数都不足5000人。

　　曲玲年回忆，2002年之前，同为1995年成立的文思、海辉和博彦科技都只是一两百人的小公司。突变从2003年开始，到今年都成长为三四千人的中等规模。“现在问问这些比较大的服务外包企业，最大的部门不是市场部门，而是招聘部门，后者比前者大好几倍。”曲玲年说，“客户有订单找你，首先要问你有没有足够有经验的人，没有人订单就不是你的。”在记者采访的3家服务外包企业前台，来客登记簿上“来访理由”一栏里几乎清一色的是“面试”。在曲看来，这绝非偶然，“我认为这跟印度的外包服务人力资源供应不足有关，客户开始寻找别的地方”。

　　这到底是否意味着中国会迎来如印度上世纪末获得的历史机遇？曲玲年曾专门写文章算了一笔账：中国有13亿人口，印度有10亿人，但印度文盲率是50％。2006年印度服务外包产业里有160万名工程师，按其每年40％的增长率计算，一年需要新增64万工程师，但印度一年只有300万大学生毕业，按1/6的可转化率，只有50万人可以转化为服务外包需要的工程师，因此其每年的人才缺口约15万。

　　“印度的人才缺口给了中国一个机会，我们有充足的后备人口和庞大的教育体系。”曲玲年说，“在有一定专业训练的工程师供给数量上能够弥补印度缺口的低成本国家，只有中国。”在他看来，中国的机会在于后发优势：现在这个行业每年吸收10万新人进入，而国内每年毕业500万大学生，是“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库”。

　　总量供给的充分条件具备，必要条件则是，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擅长数理思维。唯一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力资源供给的有效性不高，这跟国内工程类教育与实践脱节有关，也有英语教育不足的因素。“中国工程师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服务外包人才，比印度花的时间要翻番。”曲玲年说，在业内人士推动下，目前中国政府正努力支持人才培训和转化工作，今年商务部与财政部联合推出补贴政策，服务外包企业招聘一名应届大学毕业生，政府财政给予企业4500元的培训成本补贴。

　　“人才转化问题市场很快会想出办法。”曲玲年预计，“中国赶上了制造中心转移的机会，这个服务外包的机会我想中国又赶上了，3年之内中国会出现1万人的服务企业，10年之内，5、6万人的企业会出现。”